就在上个月，我在某接待大厅与当地的一位司法人员见面，聊完一些案件相关的问题后，我笑着对他说：“我记得当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房间。恐怕在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案件会成为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吧？”这位大哥也苦笑一声点点头说：“真没有想到。”

　　是的，现在以上帝视角回过头看两年半前初接案件时的心态，当时的自己只是当成了一笔普通的“业务”，对于案件的意义和即将面临的挑战几乎全无预料。但不知不觉中，包括当事人、家属、律师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在这个案件中都被一股必然与偶然共同汇成的洪流，冲击到了某个特殊的位置。

　　2022年6月，记得是在广州的街头，先后接到了所里前辈王飞老师以及中原大状张锦宏老师的电话，告诉我在飞哥的家乡南阳淅川有一起案件，当事人是镇平县人，是一个叫石佛寺的玉器集散地的创始人（请原谅当时的我对于玉器方面一无所知，甚至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个据说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玉器市场），大约在半年前一家人都被抓，短短半年时间，公安征集了三次“违法犯罪线索”，目前看来有往涉黑方向去办的意思。

　　经两位前辈引荐，家属毕奇奇与我取得联系。刚加上微信，奇奇就告诉我他与我是同龄人，河南大学法科研究生毕业，后在交谈间得知，毕奇奇是镇平法院的刑事法官。而案件被抓的当事人，几乎都是小毕法官的至亲，有他的父亲、母亲、外公、大舅、小舅、舅妈、舅公等等，共十几位家人。奇奇向我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案件的基本情况后，表示希望我为他的母亲冀廷梅辩护。

　　与我同时介入辩护的除了张锦宏律师及其所内其他律师同行外，还有此后成为了老搭档的胡长朋律师，上海知名青年才俊程广鑫律师，此前已经非常熟悉的姬来松律师、巾帼女侠张晓丽律师等一众朋友。互相得知又要与好友合作，自然就相约在案发的镇平见面。

　　记得那时恰逢奥密克戎大流行，距离防疫真的放开还有半年左右。彼时南阳的政策还算宽裕，但河南作为疫情较为严重的省份，但凡赴豫出差，就要做好返程被“嫌弃”的准备。所以第一次到镇平，我们也想着能多待就多待两天，计划一次性把案件在侦查阶段能做的工作多做一些。而对于辩护律师来说，侦查阶段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尴尬”的阶段，因为此时能够做的，主要也就是会见当事人、根据会见的情况对案件进行有针对性的反映、与侦查机关办案人员接触、了解办案方向及进展。

　　按照以上框架，各辩护律师各自会见了当事人，并初步了解到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非法取证及刑讯情况。同时，我们还深切感受到，“案发”的石佛寺在冀廷梅等人被抓半年后，仍处于“风声鹤唳”的状态。专案组一直在一个叫作“裕隆花园酒店”的办案点对证人取证。同时，石佛寺的街道、商铺则确实已经是第三次张贴上了“冀氏家族黑恶势力团伙违法犯罪线索征集公告”。看起来，办案单位的方向非常明确，希望将冀廷梅等人办成“黑社会”。

　　带着“有问题早沟通”的心态，我与张锦宏、胡长朋、姬来松、程广鑫等几位律师在2022年6月19日，前往裕隆花园酒店。酒店明显是政府招待风格，除主体酒店建筑外，还有单独的一座座小别墅，其中的2号楼别墅，便是淅川公安驻扎的办案地点。

　　冒着酷暑，我们敲响了别墅的大门。大门微微打开后，探出身的是一位身着黑色短袖便服的办案人员。透过门缝，也能看到屋内有几位类似精干装扮的办案人站在屋内。我们向几位警官表明身份及来意，声称自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辩护律师，希望就案件的侦办情况与承办人们做做交流。本想着不管效果如何，至少能交上手续、和警官们聊上两句。不料在做过上述介绍后，对方表示拒不接待，因为这是他们的办案场所。我们继续表达希望见面的意愿后，于是就有了那次经典的灵魂拷问——

　　一番争执过后，大门自然是再也无法敲开，但风波终究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领导耳中。一位淅川公安的领导当晚与我通话，说是对于白天拒不接待我们的办案人员进行了批评，并向我询问辩护律师的诉求。我说：辩护律师过来，是希望共同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我们只是希望和办案人员们当面交流，仅此而已。终于，这位领导表示，会在公安办公楼内为我们安排一场会面。

　　会面过程显得非常正式，是在公安局一层的会议室进行。但实际上，自始至终也并未见到具体的侦查人员，只是向不负责具体事务的法治部门负责人等递交了手续、材料，并口头表达了我们对于案件的初步看法，尤其是通过会见了解到的违法询问讯问、违法征集犯罪线索等，以及案件不应被拔高成为涉黑定性的问题。

　　然而，我们后来才得知，几乎是在做以上“沟通”的同时，淅川公安还是以涉黑对冀廷梅等人立案。

　　涉黑立案后，我们还是继续做着侦查阶段几乎不掌握任何案件信息的辩护律师能做的一切工作：会见，以及好不容易打开了口子的沟通。本以为至少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直到侦查阶段结束。不料，2022年8月的一天，毕奇奇告诉我：原本他准备给母亲冀廷梅往南阳市看守所送些衣物，但突然被告知人已经不在南阳市看守所了。与冀廷梅一同消失的，还有毕奇奇的父亲毕炜炜和舅舅冀晓永。我们随即拨通了南阳市看守所的电话，询问人被送到哪里去了，但联络人员明显对于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无奈，家属和律师几乎是挨个询问了全河南的各大看守所。后来据张锦宏律师获悉，人可能被转移到了号称亚洲最大看守所的著名的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作为冀廷梅、毕炜炜、冀晓永的辩护人，我与胡长朋律师、姬来松律师便立即前往郑州三看。

　　没想到，到了郑州三看，智能会见系统中仍然显示查无此三人。但经与一位黄姓驻所检察室负责人沟通，他坦言人确实就被转移到了这里，只不过淅川方面给郑州三看出具了函件，要求不让律师会见，他们也没有办法。经过不断控告反映，过了两天系统中总算能够查到冀廷梅、毕炜炜和冀晓永的名字了，但新出现的情况是：系统中永远都显示“正在提讯”或者“正在送达文书”，所以依然无法会见。甚至有一次，系统终于显示不在提讯了，但当我们一切手续办妥、人都已经坐在了会见室内时，看守所警官又迟迟赶来对我们说：你们见不了，人家公安还在提呢。

　　记得当时为了会见，几位律师几乎是日夜守在郑州三看，有那么一两周的时间，持续去了至少十几次。其中恰好有一次，胡律师在三看的二道门口遇见了时任郑州监管支队的支队长陈育生，也即郑州三看的负责人，便前去对陈支队长反映会见诉求，陈队长扭头就走。情急之下，胡律师说：如果再阻碍会见，我们会对阻碍会见的人员和单位再作持续控告。陈队长答：你告去吧！

　　时隔两年多，就在两三个月前，郑州传来陈育生被留置的消息。他的落马，当然与我们当年的控告无关，但敢于如此明目张胆阻碍律师基本权利行使的官员，想必在其他方面也是胆量不小。有些事情，是共通的。

　　现在的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酷暑之下枯坐在郑州三看长椅上的我们的焦急心情。但哪怕是当时已近绝望的我们也根本意料不到，和自己当事人的失联，转眼就是半年。从2022年8月开始，一直到2023年2月16日，我才得以在南阳市看守所再次见到冀廷梅。在郑州三看的会见，哪怕我们通过无数种方式。

　　到了2022年9月，无法会见的状态已经持续一个月，而案件又恰好被移送到了淅川县人民检察院。我们想着，会见的问题无法解决，至少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能够阅卷，通过阅卷了解当事人的近况是起码的。

　　没想到（这个词语已经到这里好像已经用了很多次，接下来还会不断出现的），案件到检察院后的十天内，案管部门都表示说办案部门没有把案卷材料给他们。一开始，仅有的能联系上的检察人员对我们说：案卷材料还在公安那里，他们还没整好，所以阅不了。但我们通过两位工作人员无意中的言谈得知：案卷就在检察院，是检察长亲自说不让律师阅卷。别无他法，我们继续联系能找到联系方式的一切检察人员要求阅卷，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几乎整个淅川检察院的办案人员都把我的电话拉黑了。

　　阅卷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源自于河南省检方面的监督。检察机关本来就是法律监督机关，那么对于检察机关阻碍行使权利的监督，主要也就靠上级检察机关。在反复向河南省检反映阅卷受阻的问题后，我在淅川接到省检一位石姓检察官的电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因为这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个真诚、主动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声音，他告诉我：已经要求淅川检察院立即解决阻碍阅卷的问题。于是，案管部门终于告诉我们说已经拿到案卷，但此后又因下载、拷贝等原因，拖了好几天时间。审查起诉期限通常都是一个月时间，而我们是在进度条拉到一半时才得以阅卷。不得不说，这是这个案件辩护的又一次失败。

　　想来想去，对于从2022年9月开始一直到2023年1月的几个月审查起诉阶段的经历，哪怕漫长及繁复，我还是决定简单略过，因为这段时间是一直在机械地重复“跑”的动作——几个月时间内，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在把我们建立在阅卷基础上的律师意见反映给各大司法机关、信访窗口，尝试向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每一位司法人员诉说我们认为冀廷梅一家不是什么黑社会的观点，并大量寄送了关于案件问题的反映信件。

　　得益于当初阅卷难问题的最终解决，淅川检察院的一大进步是总算有能够与我们保持畅通沟通的一位承办检察官了，我们也自然把许多希望寄托在与他们的一次次沟通当中。但最终事实证明，作为刑辩律师，那时候的我还是过于天真，看起来与我们在案件定性等许多方面意见达成共识的司法人员，最终却仍然将案件以涉黑起诉到法院。得知消息的时候，我人在青藏高原办理另一案件，这个结果对我的打击甚至直接影响到了生理层面——心悸、气短，是我听到消息后的一整天的真实反应。

　　但，案件还是要辩的。好在，审判阶段后，又有刘章、曾薪燚、杜明怀、卢义杰、赵正武、程坤、李阳含、郭丹丹等一众青年才俊加入辩护队伍，给我们原有的辩护人注入了极大动力。收拾心情后，大家一商量：在“存量辩护”也即完全依照现有案卷材料辩护已经失败的情况下，还能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呼之欲出，那就是“增量辩护”——以律师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调查取证，看看案卷材料中所反映的事实是不是真正的事实。

　　作出这个决定时，我们并没有把冀廷梅案的调查取证当成一件大事或者“大工程”，毕竟在办理刑案时做调查取证并不是第一次。但，当取证工作开始后，大家突然发现：这个案件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因为，许多别的案件，证人是得靠“找”的。辩护律师得要打消证人的许多疑虑，才能顺利开展询问。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许多人都无法相信的是，当我们在石佛寺宾馆驻扎进行取证后，大量的证人成群结队地过来向我们反映冀廷梅一家并不是什么黑社会。指控冀廷梅等人涉黑的最核心依据是说他们“强迫交易”，也即通过强迫方式收取市场商户的管理费（类似于物业费）。但过来与我们见面的商户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自己和身边的其他商户都是愿意交的，甚至不仅愿意交费，因为摊位抢手，还争着交费。大家对冀廷梅的评价也都是为人随和、助人为乐。

　　从2023年2月开始，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律师们都在石佛寺进行取证。许多朋友在事后都评价说本案的律师如何努力地调查取证，其实还真不是。大量的商户作为被取证对象，比我们要更加积极。高峰时期，一组律师一天需要见多达十位证人，几乎成了流水线工作，到后来真是疲惫不堪，到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对证人说：大姐/大哥，要不明天再来吧，今天确实太晚了。这种高负荷的工作状态，导致我在几个月内光在石佛寺宾馆就发烧了两次，其他律师如同张锦宏老师这样的资深老以及岳兆岩律师这样的年轻都比我更加辛苦，但都毫无怨言。

　　差不多两三个月后，不知不觉中，我们猛地发现：大家取得的证人证言，已经多达接近700份。这接近700份的证言，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而已，而是许多同仁们与一张张不同的面孔真正地面对面获取的。并且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花时间取证，这个数字一定还能比700份要大得多。

　　700份证言提交给法院后，得到的“反馈”却是检察院让公安把我们调查过的证人再“问”一遍

　　2023年6月及11月，冀廷梅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召开了庭前会议。在第二次庭前会议期间，为说明案件定性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表现与法院沟通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将700份证人证言连同差不多3000份辩护书证一同提交给了合议庭。事实证明，我们再次“天真”了。原本满以为，取得的700份证言已经能够全面、清楚地反映本案案件卷宗中存在的事实、证据造假问题以及案件定性拔高凑数问题，足以打动合议庭及检察机关，对案件改变定性。

　　但到了2024年8月，也即下一次全面召开庭前会议时，我们得知：就在召开庭前会议的同时，公安机关竟然又开始对我们进行过取证的接近700位证人，逐个进行问话。许多证人与我们联络，说办案人员对自己的态度非常不好，有的上来就把自己的手机收了，有的拍着桌子让证人收回自己对冀廷梅一家的正面评价。有少量证人留了个心眼，把办案人员对自己完全称不上文明的取证过程进行了录音，并发送给了我们。录音听完后，确实让我们大为震惊。

　　于是，我们向法院表示：不应当一边正在召开庭前会议，另一边又让公安进行重新的违法取证。因为案件早已进入审判阶段，且部分公安人员本身就是此前被证人们控诉非法取证的嫌疑人，让被控告者自己来查证控告事实的真实性，结果自然是：控告者倒霉。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绝对不容许出现的情况。法院休会后，大家也是凭借着对于法律原则及规则的认知，没有任何犹豫，就奔赴淅川公安正在进行重新“取证”的石佛寺，分为几组，与正在取证的公安办案人员交涉沟通，告知他们：你们正在进行的取证，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请停止这样的违法行为。另外，我们也尝试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向证人们告知他们在法律程序中依法享有的一切权利。

　　与此同时，辩护律师们决定：有必要继续、再次地进行调查取证。办案人员既然对我们辩方调查过的证人开展了不合法的询问，我们就再次对这些证人进行第二轮的调查取证。

　　接着，就有了被关注案件的人们称为“证人保卫战”的一幕幕场景。最开始是在玉之友商贸城的五楼，我们租赁了几间办公室作为调查取证场所，随后有公安办案人员就来到我们隔壁的房间，把证人喊来问话。可能因为有人立即意识到这种方式实际上反倒是为律师的第二轮取证（再次询问侦查人员问过的证人）提供了便利，所以翌日我们的取证场所直接被举报成“危楼”。此外，有许多商户向我们反映：有人向他们散布消息说我们是“假律师”，让商户们不要接受我们的调查。

　　所幸，我们的第二轮取证最终还是坚持了下去，一切都是归因于证人、商户们再一次选择了善良与勇敢。在此轮被办案人员找过的接近200位证人当中，几乎有一半又再次接受了我们的询问，无一例外地坚持了此前关于是自愿缴费的说法，并有许多商户站出来地向我们讲述了遭受办案人员逼迫的情况。此外，我们又再向一些此前并未进行过取证的商户进行调查。截至目前，这个案件中辩护律师取得的证人证言数量，经过去年的第二轮取证，已经从600多份变成了900份左右。

　　但一切还并未结束，又有部分委托了代理人帮助冀廷梅等人在法庭上说出自己没有被害的“被害人”，反映自己遭受了骚扰——有办案人员带着当地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被害人的店铺，威胁称如果继续委托代理人出庭帮助冀廷梅说话，就会被没收店铺。过程中，一位被害人用手机录下了一位办案人员对他说出的经典台词：“你港片看多了，以为找律师有用？”

　　囿于在审判机关许可前我们无法直接与被害人进行接触，因此为了防止被害人继续遭受威胁，许多辩护律师临时作了一个决定：搬着小板凳驻扎在石佛寺的市场里，远远地望着被害人的店铺，防止再有骚扰现象发生。不料，这一坐，就是20天。从9月初到9月底，就在当初随机选择的“风水宝地”——市场上临近一个巨大垃圾桶（且处在垃圾桶下风口）的伞下，律师们轮班坐了下去。以至于到后来，三伏天大垃圾桶散发的臭味已为大家所习惯。这两天，在半年后重返石佛寺驻扎点时，曾长期守候此处的李阳含律师，竟一眼就识别出作为“老朋友”的那个大垃圾桶已被换成了新的。

　　20天的驻扎期间，被大家戏称为“律师在石佛寺当保安”。连同前述的“证人保卫战”，这段经历定然让我终身难忘。坐在市场里，几乎天天都有商户过来问候，有好心人送来水和零食，有人含泪过来向我们诉说冀廷梅当初是如何从绝境中拯救了她。而当我们站起来活动身体，走到摊铺当中时，不夸张地说，每走两步都有商户认出律师，向我们表示关注和支持，鼓励大家说相信公平正义定会在案件中实现。直到现在，哪怕时隔几个月时间再想起这些，我也难免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东西叫做福报，那这恐怕就是冀廷梅他们曾经对他人给予的帮助种下的种子最终收获的福报。商户、百姓们在以最朴素的语言和行动，反过来对这个市场的创始者施以援手、倾注力量。

　　2024年9月底，随着法院再次通知恢复庭前会议，律师在市场的驻扎告一段落。紧接而来的庭前会议中，除提出三方核证等问题外，我们根据新掌握的情况，向合议庭和公诉人提出了案件的管辖问题——我们发现，本案原本同案的一位嫌疑人，竟与淅川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亲属关系，而这个嫌疑人却在审查起诉阶段被检察院单独分案，该案后被单独指定至内乡县人民法院审理。但，对检察长亲属的分案，并不能真正解决本案中检察长与案件审理结果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因为哪怕是剩下来的当事人所涉及的事实，仍与检察长的这位亲属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鉴于前述提及的本案在淅川历经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认为淅川的司法机关已经完全不适宜继续办理这个案件。

　　非常难得的是，控辩审三方，都在本案应当改变管辖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淅川的检法两方，也决定各自向上级司法机关汇报案件的管辖问题。本案的进一步推动与解决，看来都应当顺着一条明朗的路径进行——南阳中院以与此前在检察长亲属案件中同样的理由，对冀廷梅案全案改变管辖，由一家与本案本无利害关系的人民检察院重新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为使案件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自2024年10月底开始，辩护律师几乎每周都出现在郑州及南阳，每周二南阳中院的刑事口领导接待日必定有律师等候与领导见面，每周三南阳市检的检察长接待日大家几乎也从不缺席。五个月时间内，律师们前往省检、省高院、市检、中院的次数，加起来有至少三四十趟。到南阳反映案件的改变管辖及变更定性情况，俨然已经成为了大家近五个月的一种生活方式。

　　原以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本想着，这么久的历程，总该通过改变管辖的路径有个说法了。再次地没想到，2025年元宵节的当天，律师们不仅没有等来改变管辖的消息，反而突然收到了案件被明显不适宜再审理本案的淅川法院分案了的一纸通知。

　　其实，与冀廷梅的儿子毕奇奇认识近三年时间，奇奇一直是一个阳光温柔的大男孩形象。如果不作特别介绍，恐怕不会有人想到他是一位员额法官。可以说在整个案件近三年的历程中，毕奇奇都对办案者给予了最大的信任，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但，冀廷梅案被分案，无疑触及了这位前刑庭法官的逆鳞。正如大家此前所说，一位法官，竟然成为了法院滥用分案制度的最直接受害者，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站在石佛寺街头的毕奇奇，是阳光大男孩形象，很少有人能猜到他是一位法官）

　　忍无可忍，毕奇奇终于做出决定：脱下法袍，坐上辩护席，为自己被指控为“黑老大”的母亲辩护。众所周知，奇奇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讨论。这两天，奇奇告诉我：其实当初作出这个决定时，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会有如今的影响，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和支持他，当时自己的决定只是自己作为儿子必然会作出的选择而已。

　　在毕奇奇递交手续的同时，更是有彭瑞萍、金宏伟、李显峰、叶小珊等业界前辈、贤达、才俊加入案件辩护，同样地向淅川法院提出了针对分案等行为的异议和意见。至今，关于毕奇奇的辩护人身份以及辩护人提出的多数问题，淅川法院仍迟迟未作出答复。

　　有司法人员说过：“你办的不是案件，是别人的人生。”而在冀廷梅案这样的案件当中，我们办的不仅是别人的人生，更是自己的人生。前述寥寥几千字，实际记载的时间跨度长达近三年。每个律师的职业生涯当中，又有多少个三年，又有几个南阳案这样的案件？我自己也总在感慨，恐怕这样的经历再也不会复现了。进门难、会见难、阅卷难、证人依法作证难，刑事辩护中所可能遇到的绝大多数难题，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都踩了一遍。在下一次、下一个案件中面临这些问题时，自己是否还能像在南阳案当中那样，跌倒了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一次次踉跄着往前挪动？我们自己恐怕也无法预计。但至少，摆在眼前的这个案件目前还远没有结束，我，和我们，需要给过去三年的自己一个交代。

　　今年年初，我曾经公开表示：在南阳这个案件妥善解决之前，我在2025年不会接下任何新的案件。不免可能会有人将之视为一种“威胁”，但其实我确实全无这样的想法。作出不接新案决定的几乎唯一原因，就是我需要给自己和大家的付出一个交代，而我不想让这样的交代受到自己接案过多的影响。

　　文章写到这里，我的脑海中电影般浮现出太多的面孔，一位位在南阳并肩作战奋力辩护的同仁，一个个淳朴善良的商户，那么多在会见时对律师说“你们不用来看我们，我们知道你们在外面为了这个案件很辛苦”的当事人和无条件信赖我们的家属，一路走来一直对我们给予了无法言说的关注和支持的老师、挚友，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们，我们只能尽力让这个案件变得再好一点。

　　（ 石佛寺作为全国第二大尔族聚居区，有许多新疆商户，经营新疆饭店的大哥如今对我们已非常熟悉）

　　这是一次没有人计较付出与回报的旅程，旅途中结下或加深的每一段友谊，旅途起点到终点每一段哪怕泥泞坎坷的风景，就是南阳案对我的意义。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小米集团收入差距断崖：22年2800亿，23年2710亿，24年令人意外

　　你没有牌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天，为乌克兰的行动点赞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靳兵点名小米汽车事故！网友：官方“诋毁”，最为要命

　　还是NVIDIA更胜一筹！RTX 5060 Ti抢先RX 9070系列进入Steam统计榜单

　　微星推出 RTX 5060 8G INSPIRE ITX“硬派师”单风扇小尺寸显卡